7000元，这个接近大中城市白领的月收入，放在深圳，也难让三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数字，当被冠之以“建筑工人月薪”的字眼时，立即让泥水工、瓦工等建筑工成为热议的对象。被舆论集中关注的建筑工人工资单背后，深圳建筑工的生活，是否如想象般“光鲜”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的背景下，这个活跃在公众视线中埋头苦干的群体，有着怎样的小康梦想？记者走进他们，感知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，以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。

　　波动的工资单

　　曾祥福：泥水工

　　梦想：在老家没房子，儿子娶媳妇都难，希望能存够钱回去盖房子。

　　“我们和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差太远了，如果一两个月没活干，即使某个月赚两万元，最终还是存不到钱。工资是波动的，存款是波动的，很难发生变化的，是在深圳的打工生活。”

　　罗湖罗芳村10栋，一个楼龄超过15年的四层楼房内，传出切割机与石板厮磨的声音，巨大而持续，人稍作停留，情绪就变得焦躁。沿着常年见不到阳光的楼梯爬上三楼，是一间正在被改造的三房一厅。临时牵拉的灯泡散发出橘黄色的灯光，在粉尘无处挥发的局促空间内，显得迷离而朦胧。跪在杂乱的建筑垃圾中，曾祥福认真贴完一块瓷砖，而后起身揉搓膝盖，招呼身边的工友收工吃午饭。

　　曾祥福是一位泥水工，四川人，今年45岁，在深圳干建筑工这一行已超过10年。“工作确实辛苦啊！”记者跟他寒暄。“还好，习惯了就好”，曾祥福一边说，一边检查衣裤，他对自己的满身污垢，显得有些拘束。我们的聊天，从最近流传在网上的一份工资单开始。曾祥福说，如果按照今年的标准来看，30天不休息，拿7000元也不算太高。

　　“2008年150元一天，以后每年平均涨30元，到现在，差不多一天能赚280元”，曾祥福贴瓷砖的手艺在老乡中颇有口碑，每年的下半年，建筑工地多，无论谁揽上活，都愿意叫上他一起干。“放在10年前，我能连续干一个月，但现在必须休息，一口吃不成胖子”，曾祥福指着膝盖说，“长时期蹲着，跪着，膝盖顶着水泥地面，吃不消”。

　　曾祥福来深圳时间长，对建筑工的收入行情和变化十分清楚。他说，如果跟着建筑公司干，收入相对较低，每天大约170元左右，但好处是工作有保障，天天有活干。如果是临时工，尽管日收入相对较高，但如果市场不景气，基本生活支出都很难维持。

　　和曾祥福一起工作的，还有他的几位老乡，分别负责水电改造和打杂，这样的组合，大到地铁工地，小到房屋装修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午饭时间，几位老乡有说有聊，感情融洽。“干我们这一行，如果人缘不好，没人叫你，你就活不下去”，曾祥福说，在众多老乡中，谁揽上活，谁就是包工头，不存在谁雇佣谁，因为包工头也要干活。

　　在曾祥福生活的罗湖罗芳村一带，聚集有1万多名建筑工人，而老乡间的相互介绍，成为大多数临时建筑工获取工作机会的主要来源。而只要工地不发生意外，几乎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，这种老乡间建立的信任感，相比建筑公司久拖不结的工资发放方式，对它们有更大的吸引力。

　　“我们和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差太远了，如果一两个月没活干，即使某个月赚两万元，最终还是存不到钱”，曾祥福的观点，让他的老乡颇为认同。“如果按年算，我们应该能拿到六七万，但马上过年了，谁给我们发年终奖呢？”曾祥福说，工资是波动的，存款是波动的，很难发生变化的，是在深圳的打工生活。

    从板床到蜗居

　　刘传利：水电工

　　梦想：老婆的病能好一些，一切就都好了。

　　“仅仅几年前，在这个城中村，我们有的就是一张床，白天在工地挣钱，晚上在这里酣睡，连做梦都没地方，现在好多了，有个自己的地方”。

　　这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城中村，比村子更挤的，是水电工刘传利租住的房屋。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通往刘传利房屋的走廊，也显得阴冷潮湿。如果不是带着记者前往，刘传利很少摁动楼道的开关，他担心自己忘了关而多支付电费。

　　在万科地产开发15平方米的精装小房还停留在计划之前，刘传利和他的工友们，早已在这样的房屋居住多年。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房屋被分割成8间单独的房间后，刘传利花了600元，租用了其中一间。光线从厨房狭窄的窗户透进来，照进了狭窄的卫生间，照到了两张铁制高低床。

　　一张床放生活用品，一张床睡刘传利的父亲，一张床生活着刘传利的儿子，还剩一张床，也是1.2米宽，挤着刘传利和他的妻子。颇让人意外的是，屋内还有电视、冰箱、空调、餐桌、小凳子和高高挂起的晾衣杆。刘传利说，“老人孩子在，夏天没空调，他们难受”。

　　这几乎是外地来深建筑工的“标准间”，刘传才和他的工友们，实实在在地感到满意。他们这样的满意，并非没有来由，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建筑工，都有过睡板床的经历，那个时候，他们没有“居”，只有“住”。“仅仅几年前，在这个城中村，许多老乡根本没有独立的空间，我们有的，就是一张床，白天在工地挣钱，晚上在这里酣睡，连做梦都没地方”。

　　刘传利跟记者开玩笑，“有时候几对公婆住一间屋，中间拉个帘子，更不用谈什么夫妻生活，怕影响别人休息，后来老乡达成默契，一旦有夫妻团聚，其他老乡就找地方落脚，腾几个小时出来”。刘传利一边说，旁边的老乡一边笑，他们特别想让记者感受到，“现在好多了，有个自己的地方”。

　　刘传利说自己最大的爱好，就是看电视。在寒冷的季节里，一家四口人吃过晚饭后，挤在那张1.2米宽的床上看电视，让刘传利感觉特别温暖。

　　刘传利正在改造的那间房屋，离他居住的地方不远，他和工友们要赶在这个月前，将80多平的房子分割成四间，每间都要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。包工头告诉记者，附近的黄贝岭村刚刚拆迁，许多外来建筑工没地方住，想到罗芳村来租房子，他们特别喜欢这种十几平方米的房子，他们似乎住得很满意。

　生活一年比一年好

　　邱浩：水电工

　　梦想：能够在深圳买社保，买医保。

　　“老实说，来深圳这么多年，一年比一年好。生活的变化直接取决于收入的增加，这让我生活在这座城市，更有底气。”

　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“如果按照现在的涨势，翻一番也不难嘛！”水电工邱浩听到记者介绍，跟身旁的工友开玩笑：要保护好身体，坚持到2020年，拿14000元的工资。

　　宏观政策传递出的喜讯，与这群淳朴的建筑工人之间，距离似乎有些远。但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，愿意做泥水工、水电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这让留守在这个行业的“中老年人”在工程议价的过程中，有了更多话语权。日工资的增加，让他们有更多坚持的理由

　　水电工邱浩今年48岁，他来到深圳这座城市，全因为老乡的介绍，后来发现这里“活”多，一干就干了10多年。“老实说，来深圳这么多年，一年比一年好”，邱浩认为，生活的变化直接取决于收入的增加，这让他生活在这座城市，更有底气。尽管每个月能挣到六七千元，邱浩依然保持着“克制”的生活，日出则作，日落则息，全部生活的半径也不过是在一个充满了四川乡音的城中村。

　　“每个月两公婆租房、吃饭、日常消费2000多元，寄钱给念高中的孩子600元，给家里的老人寄生活费1000元”，邱浩掰着指头，一五一十说开支。邱浩说，在深圳20多年，工地在哪，他就走到哪，期间没有任何“非正常”出行。即使是坐公交车去盐田大梅沙看海，也是因为儿子来深圳探望，“一去一来十几元的车费，如果换成我们两夫妻，实在是觉得没必要”。

　　邱浩只是深圳庞大的建筑工群体中的一员，顶着“高薪”的帽子生活在深圳的这群建筑工人们，用青春和汗水浇灌着这座城市的繁华，但华强北、cocopark等巨型商业体上那闪烁的霓虹灯，似乎从未跟他们有过交集。一位工友拉着衣角告诉记者，他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，都来自于城中村周边的地摊。就是这样，他们仍然感到满足。

　　邱浩说，他的小康梦想，就是能够在深圳买社保、买医保，但至少现在来看，实现这个梦想还有点远。